傅斯年陈列馆是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大门、大小迎壁、迎宾堂、百艺厅、傅氏祠堂、傅斯年铜像、傅斯年陈列楼、仁义牌坊、静心阁等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傅斯年陈列馆的大门的正上方悬有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先生为前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题写的馆名。季羡林祖籍聊城，曾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授。历任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对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关系等方面有精深研究，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大唐西域记>今译》等论著及《沙恭达罗》、《五卷书》、《罗摩衍那》等译著行世。

    走进陈列馆的大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毛泽东主席于1945年在延安谈判期间题给傅斯年的唐代诗人章碣的一首七言绝句《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后面陈列中有详细的解释，这里不多详述。

    前面这座清式建筑，就是傅氏祠堂。面阔三间，硬山顶，脊为砖雕龙凤、牡丹和缠枝花卉，垂脊嵌鸡、鱼等五祥瑞禽，足显祠堂之规格。祠堂原供奉清代开国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傅以渐，傅以渐学识渊博，精于考据，对经学、史学、天文、地理、礼乐、法律无不涉猎，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傅以渐系傅斯年七世祖，曾当过雍正、康熙两任皇帝的老师。版权所有聊城聊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转载必究！在傅氏祠堂大门的上方悬有康熙皇帝御题的“状元府第”的木质匾额，红地金字，浑厚大方。在两檐柱上挂有一联，上联是“传胪姓名无双士”，下联是“开代文章第一家”，也系康熙皇帝题写，均体现了康熙皇帝对傅以渐的充分肯定和对他老师的高度赞扬。祠堂由于文革原因，祠内文物早已荡然无存，现为傅斯年生平陈列展序厅。厅内正中雕有一铜质傅斯年半身塑像，后面墙壁上是五块大型仿真喷景画，中间为用五块甲骨文拼成的傅斯年先生的生平，左右分别是傅斯年踪迹图、五四运动形式图、台湾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大门，比较客观简要地展示了傅斯年先生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大气磅礴的学人风采和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
    东西厢房系原傅家祠堂看管人员和储放祭器的地方，面阔各三间，灰瓦卷棚顶。东厢房两檐柱上挂有一联，上联是“远性风跷逸情云上”，下联是“和光春蔼异气秋高”，由傅斯年曾祖父傅绳勋题写。傅绳勋，清朝官员。字接武，号秋屏。嘉庆十八年（1813）中进士。先后任工部主事、工部郎中、广东琼州知府、陕西潼关兵备道、广东盐运使。后任陕西按察使、广东云南布政使、浙江巡抚。现已开辟成“中国科举制度展览”陈列室。展览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图文并茂，同时展出科举文物近百件，具有较高的观瞻性。
    西厢房两檐柱上也挂有一联，上联是“对酒当歌横槊地”，下联是“拈花一笑大罗天”，笔风娴熟，颇有大家风范。该联由傅斯年祖父傅淦题写。傅淦，清代书法家。字笠泉。少有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尤长于书法，且精医术，擅武艺。他淡泊名利，同治十二年（1873）得拔贡后，不求再进。喜遨游，尚义气，好施予，虽家贫，亦必周济他人。晚年以教孙为乐。傅斯年11岁读毕《十三经》，系由他口授督学而成。他对傅斯年幼时的教育，为其以后的成才奠定了基础。西厢房现为陈列馆办公室。
    傅斯年陈列馆的第二进院落就是傅斯年先生陈列楼。楼下正门两檐柱上也挂有一副楹联，楹联由蔡元培先生为傅斯年题写，上联是“山平水远苍茫外”，下联是“地辟天开指顾中”，联中充满着蔡元培校长对傅斯年的殷切希望。正门对面，祠堂后山墙外还塑有傅斯年先生留学西欧时的全身铜质塑像，塑像通高2.56米，神态从容，一副学者形象。其身后为一排九棵松柏，将傅斯年掩映在绿色之中。
    进入傅斯年陈列楼，楼内陈列着傅斯年先生一生中留下的近千幅图片和生前生活用品及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书籍、史料、笔记、信札、证件、文物等。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叱咤风云，创办新潮社，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旗手。此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学等各门学科。
     回国后，他一直在学术和教育机构担任要职，由于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他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学校教育等领域均成果非凡。作为历史学家，他曾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创见性的学术论文，为抢救和保护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教育家，他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改革，使北大、台大等高等学府的各项工作突飞猛进，成绩显著。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忧国忧民，积极参政议政，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社会洪流之中。他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写出了大量掷地有声的政论文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败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抗战胜利前夕，他以国民参政会成员身份访问延安，为国共和谈进行斡旋，更是他社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
     傅斯年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是出生于聊城的一位名人，是聊城人的骄傲，我们谨以此展再现傅斯年先生大气磅礴的学人风采和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作为对这位为桑梓增光添色著名人士的纪念。
    展览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显赫家族，窘迫童年”。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县北关傅氏祖宅内。傅家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渐(1609---1665)顺治三年中进士，系清代开国状元，历任国史院大学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等职。傅以渐学识渊博，精于考据，对经学、史学、天文、地理、礼乐、法律无不涉猎，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
    傅以渐之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历代官宦不绝，仅七品以上者就达百人之多，书香门第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及至傅斯年出生时，已家道中衰。傅斯年9岁时其父病殁于任所，弟弟斯严当时只有7个月。他的童年是在穷困窘迫和亲朋友人的周济携助中度过的。
    1901年先入聊城孙达宸的私塾，1905年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这张图片就是当年傅斯年求学的东昌府立小学堂。1908年随其父亲的学生、清末进士侯雪舫至天津读书，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这张图片则是当年傅斯年求学的天津府立中学堂。他天资聪颖，勤奋努力，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更能深刻地了解社会，体察世事人情。傅斯年曾引用孔子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也正是其坦荡正直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这是傅氏家族祖茔牌坊。牌坊上镌刻有“浩浩荫功，千年笃佑状元后；煌煌诰命，三代同称宰相家”的楹联。正中檐下刻“皇恩宠赐”和“一品三世”等字
    第二部分“弃旧图新，初露锋芒”。傅斯年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文本科国文门。北大求学期间，是傅斯年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思想，批判传统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在北大期间，傅斯年就已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校长蔡元培先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和他的老师胡适先生的高度评价和赞赏。蔡元培，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1916年底任北大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创造了条件。后来蔡元培从北大每年四万元的经费中提出二千元给傅斯年办《新潮》。李大钊也专门从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让傅斯年等人创办《新潮》杂志。此外，傅斯年还和时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相识并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傅斯年于1918年夏天集罗家伦、俞平伯等二十人成立新潮社，并于1919年1月1日出版《新潮》。傅斯年一方面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一方面筹办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在《新潮》上发表文章43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史学、文学、哲学、伦理等诸多方面。倡导民主，反对专制，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本书就是傅斯年集罗家伦、俞平伯等二十人于1919年1月1日出版《新潮》。下面这张图片就是傅斯年发于1919年重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的《新潮发刊旨趣书》。
    1919年“五四”前夕，傅斯年作为北大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五四”当天，他参与并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他手举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第三部分“留学英德，学海泛舟”。1919年傅斯年从北大毕业，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第二名，在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影响下，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踏上赴英留学的旅途。在英国伦敦大学3年，他潜心攻读了心理学、物理、化学、数学，同时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
     1923年，他受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以及陈寅恪、俞大维等同学的影响，又从英国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文学院进行了近4年的学习，1926年秋回到祖国。在英德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加之其有深厚的文史知识基础，使他成为学贯中西的“通才”，为其以后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傅斯年1919年冬天，前往英国求学途中所写的散记。内中详细阐述了他求学西欧的目的和愿望。下面这些都是傅斯年先生在英、德留学期间的书籍、笔记本和生活用品。
     第四部分“书生报国，赤子之心”。傅斯年先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胡适等捐资出版了《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揭露日本侵华事实，宣传抗日主张。他撰写了大量文章，主要包括《东北史纲》、《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日亲善??！！》、《北局威言》、《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东北史纲》一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当时各国驻中国大使馆中进行传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本书中，他多次强调东北三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十一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捐款，几个月就筹集资金一千二百零五元。依靠这种方式，《独立评论》共出版一百四十期，发表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图为《独立评论》创刊号以及傅斯年代胡适向北平政府申请注册登记的便条。
    1938年秋到1939年春，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傅斯年以历史为依据写成《中国民族革命史》一书，论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抵御外侮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用以鼓励民心士气，增强国人的团结和民族自信心。这里存有该书部分手稿。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日本败降后中国如何建国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是否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当时时政焦点之一。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推举傅斯年等6人为访问延安代表团代表，由重庆飞抵延安，受到中共及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图为傅斯年等人飞抵延安机场后与毛泽东等人的合影(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鹬、傅斯年、左瞬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傅斯年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亲自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大会堂宴请傅斯年等人。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与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是旧识，所以毛泽东特意安排与傅斯年单独畅谈了一夜。毛泽东的气度、学识给傅斯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为毛泽东发给傅斯年赴宴的请柬。
    延安斡旋结束，傅斯年向毛泽东求书，毛泽东特意书写了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七言绝句《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诗的大意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思想，独裁专政，以为将天下读书识字的人杀光，将天下的书籍焚烧，就可以永保江山，传之万代了，哪想到后来推翻秦王朝的却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刘邦、项羽。诗中的“祖龙”即秦始皇，“刘项”即刘邦、项羽。毛泽东写此诗寓意深远，运用巧妙。后面的这座窑洞就是根据当年毛、周、傅畅谈时的延安窑洞，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专门为此陈列设计的，窑洞内中间提笔写字的是毛泽东，右边抱手侧观的是周恩来，左边垂手深思的就是傅斯年了。三人系硅胶制作，神态逼真，惟妙惟肖，给人以身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
    第五部分“史语研究，开创先河”。为开辟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阵地，集合更多致力于语言、历史研究的学者，1928年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研究所所长22年，直到去世。期间，他不但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充分表现了超人的组织领导才能，协调各种关系，招揽优秀人才，筹措活动经费，指导编撰刊物，使史语所的工作走上正轨，培养了一批卓荦不凡的学界泰斗，开创了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河。
    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从一九二八年始至一九三七年止，历时十年，前后发掘十五次，共出土大量殷代铜器及四千八百六十二斤甲骨文片，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为安阳殷墟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准备了条件。下面就是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成果《殷墟发掘报告》。其所指导参与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对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故宫内珍贵的明清档案得以保存和整理，更是泽惠后世之举。由于时局多变，傅斯年为保护珍贵文化遗产，曾多次带领史语所同仁辗转于大江南北。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记录片《国宝》，就是根据这一情节拍摄的。
    傅斯年一生最大的贡献即是他在史学界的成就。他在从事史语所的管理和研究期间，写就了大批卓有成效和影响的文章，其中《姜原》、《大东小东说》、《夷夏东西说》、《东北史纲》等可为其二百余篇作品中代表之作，并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领袖地位。下面这两张照片，是傅先生和其第个二夫人俞大采女士在书房的合影。俞大采系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维是傅斯年留德时的同学，对傅先生的学识极为佩服，于是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傅斯年。俞大维（1892—1995），哈佛文理研究院哲学系，博士。数理逻辑学家，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与蒋经国系儿女亲家。
    第六部分“抨击时弊，坦荡刚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一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一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参政期间，他豪爽直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特别是他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创下民国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例。
    1938年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傅斯年不满其贪污腐化，于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上向孔祥熙集团及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质询。这是1945年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致傅斯年的函，为严办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要求傅先生提供秘密资料。
    1946年3月，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先生坚辞，表示自己是一愚憨书生。“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图为致蒋介石信的底稿。
    1947年，傅斯年发表于《世纪评论》上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两文，力讨宋子文的奢侈与腐化。
    傅斯年敬业精神很强，长期带病坚持工作，高血压等疾病几乎夺去其生命。1947年6月，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极力劝谏下，傅斯年赴美治病。图为傅斯年在美时的留影。右二为傅斯年，右三为赵元任。
    第七部分“致力教育，一代宗师”。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曾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他留学回国后，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26年12月，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长和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929年秋至1935年冬兼任北大教授。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1月至1950年2月任台湾大学校长。
    针对当时教育腐败落后的现状，傅斯年从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法方面进行了认真探索。对于高等教育，他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维护学术自由，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并将其作为教育思想的核心。傅斯年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坚持原则，注重制度建设并且知人善用，其任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校长时间虽短，但他创立制度，招纳人才，引导两所大学进入正轨，为此后两所大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傅斯年从德国回国后，就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到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傅斯年将史语所迁往北平，该年秋天，兼任北大教授。图为1930年北大发给傅斯年的聘书。下图是傅斯年在广州与其弟傅斯严及同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何思源(右一)先生的合影。何思源(1896—1982)，山东菏泽人，曾同傅斯年参与组织“新潮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与傅斯年同时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1922年赴柏林大学研究院，与傅斯年在校相处一年多，后任山东省主席，北平特别市市长。
    傅斯年作为社会活动家，一生交际甚广，朋友甚多，涉及范围甚大。从他数百封与友人之间的来往书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卓越的社交才能和风采。下面的这些书信仅仅是傅斯年所存的数百封信件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蒋介石、蔡元培、胡适、陈诚、徐自摩、吴晗、朱自清、劳干、张元济、陈布雷、蒋经国等人。
    第八部分“影响深远，深切怀念”。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在答复参议员质询时，因脑溢血猝发，逝世于省参议会会场。此系傅斯年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傅斯年先生因病辞世，在国际社会及台湾各界引起巨大震动，纷纷致电、致函、撰写文章沉痛悼念，为他英年早逝深感惋惜。下面这些图片都是蒋介石、陈诚、于佑任、何应钦等要人公祭傅斯年先生的照片和题写的悼词，蒋介石题写的悼词是“国失师表”，同时，国民政府还专门为他颁发了褒奖令对其进行嘉奖。
    傅斯年先生虽然逝世，但是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留下了一位中国传统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性和精神，值得人们永远怀念。随着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加，傅斯年学术思想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台湾和聊城陆续举办了多次傅斯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版权所有聊城聊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转载必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故宫博物院、聊城大学、聊城傅斯年陈列馆等已逐渐成为傅斯年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海内外学人和游客缅怀傅斯年先生不平凡一生的教育基地。
    傅斯年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教育思想．的改革等方面可谓独树一帜，“他的一生曾给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界撒下无数具有生命力的种子，其中有些种子已经发芽并成长。”
    傅斯年先生一生厚德博学，被誉为“通才”。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他：“孟真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傅斯年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加强对傅斯年学术思想的研究，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和祖国统一，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中共聊城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傅斯年陈列馆的建设，对馆舍进行了扩建，重新搜集资料，制作展览，使人们可以更加全面、感性地了解傅斯年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傅斯年陈列馆的仁义胡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条文化胡同，在聊城和周边地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相传，清朝康熙年间，傅以渐正在朝廷做官，家里人却因修建祠堂和邻家产生了宅基纠纷，遂找到县衙要求地方官给予处理。地方官闻听此事，前思后想很久，若判傅家有理，会给当地百姓造成一种仗势欺人的感觉；如判邻家有理，又怕得罪傅以渐，故很久对此事没有做出判决。傅家人急了，便修书一封送到京城，希望傅以渐利用自己的威望，给地方官施加点压力，以便尽快解决此事。傅以渐看到来信，马上回信一封：“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罢来信，倍觉惭愧，主动将祠堂墙基退后了三尺。邻居家看了傅家的举动后也倍觉后悔，也主动将墙基退后了三尺，于是形成了这个六尺胡同。康熙帝南巡时驻跸聊城，闻听老师如此义举，提笔为此胡同写了几个大字：“仁义胡同”，现在仁义牌坊上的题字即是康熙御笔。
    在傅斯年陈列馆的院里，还立有《留别李庄碑》、《八项命令碑》、《东昌府东关敕封土地神祠记碑》等历史碑刻，也是陈列馆内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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