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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规模达14.4万亿美元，占全球16.6%，相当于美国的约67%，2028年前后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面临三大挑战
2019年中国GDP规模达99万亿元，相当于14.4万亿美元，而美国2019年GDP为21.4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约67%，中美差距正在快速缩小。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低于1978-2008年高速增长期的平均增速9.8%，但仍远高于美国2019年增速2.3%。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美国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占全球GDP比重仅5.7%，中美主导全球。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30%，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从新增生产总值来看，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2019年经济增量4739亿美元，与上年度相比有所下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年内人民币有所贬值，2019年美元兑人民币年均汇率较2018年贬值4.1%。IMF预测2019年全球GDP总量增长1.67万亿美元，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0%。
十年内中国有望跃升为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则将在2028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再回世界之巅，全球政经格局和治理版图进入新的篇章。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改革战，在伟大的崛起过程中，中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新一轮更大力度的开放。
站在第二轮改革开放起点看，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方面，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约2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GDP增速5%以上，是美国的2倍；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
挑战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来临；必须重新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我国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GDP实际增速6.1%，创1991年以来新低，其中一、二、三、四季度GDP实际增速整体下行，四季度短期企稳，分别为6.4%、6.2%、6.0%、6.0%。
下行既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又有潜在增长率下行因素。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冲击我国制造业产业链，越南等国成为产业链转移受惠国，2019年越南实际GDP增长7.0%，高于我国0.9个百分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迫在眉睫。总体来看，我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仍有巨大差距，必须继续谦虚学习、韬光养晦、改革开放。
2、人均GDP超1万美元，2023年前后有望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但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较上年名义增长5.7%；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为70602元。以美元计价，我国2019年人均GDP为10277美元，人均GNI为10234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按世界银行标准，高收入国家人均GNI门槛为1.24万美元。中国如果能够转型成功，按照5%左右的速度再增长4年左右，大约在2023年前后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一个14亿人口的超大型经济体从起飞、转型、到跨越，这将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
但需注意的是，即使4年后顺利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距离人均GDP3万美元以上的发达经济体门槛仍有很大差距。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经济体个数从1987年的41个上升至2018年的80个，1987-2018年占比从25.2%升至36.7%。
在2018年80个高收入经济体中，既包括波兰、匈牙利等人均GDP在1.3万-2万美元的部分中东欧国家，也包括智利、乌拉圭等不少新兴经济体以及10多个加勒比海地区小型经济体，还包括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石油富国。并且，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仍有站不稳掉出去的风险，比如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一度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之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但2018年又掉出。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2018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为4.5万美元，人均GDP中位数为3.2万美元，在中位数之上有31个经济体。其中，美国人均GDP为6.3万美元、日本为3.9万美元、韩国为3.1万美元。
3、经济结构变迁，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消费升级和降级并存
整体消费升级与部分人群消费降级并存。一方面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消费结构升级。2019年食品烟酒支出占总支出比重为28.2%，较2018年下降0.2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恩格尔系数达到30%-40%为富裕水平，低于30%为最富裕水平，由此从消费结构指标看我国已连续3年保持在“最富裕”水平。
同时，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5.9%，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消费结构改善。另一方面，地产产业链相关及升级类消费品消费增速下滑，带动消费增速下行，2019年全年消费增速创2000年以来新低。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0%，增速较上年放缓1个百分点。其中，石油制品类、金银珠宝类和服装类下滑明显，分别较上年增速下滑12.1、7和5.9个百分点。地产产业链相关行业也较大下滑，整体下滑-3.2%；其中，建筑装潢、家具和家电音像类分别较上年下滑5.3、5和3.3个百分点。汽车消费增速-0.8%，较2018年-2.4%的降幅收窄，但仍为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杠杆率高和就业压力加大是居民消费放缓的重要原因。
4、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互联网+”一骑绝尘
整体上生产增长放缓，传统行业增速低。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较上年放缓0.4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速放缓明显，纺织服装、体育娱乐用品、皮革、木材和家具制造业增速分别为0.9%、1.1%、2.1%、2.2%和2.5%，较上年放缓3.5、6.7、2.6、0.6和3.1个百分点。
中国新经济具有旺盛活力，跨界创新蓬勃发展。2019年信息服务业一枝独秀，同比增速高达18.7%。全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71768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5.4%。从子行业来看，移动游戏、网络购物约车平台、旅游平台、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子行业增速达30%-50%。
每个子行业都诞生了一批独角兽企业，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创新创业领域的话语权迅速提升。截至2019年底，中美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未来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中国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在部分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2019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2%，而2000年这一比重仅为1.0%。
截至2019年底，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累计设立21支子基金，资金总规模达到313亿元。全年商标注册数量比上年增长27.9%。签订技术合同成交额比上年增长26.6%。中国在芯片制造、软件开发、航空等领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但中国在持续推进研发。以通信行业为例，当前全球四大通信设备巨头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中兴，中国占据其二。
华为2018年销售额1042亿美元，研发投入147.9亿美元，大幅超越传统通信设备巨头爱立信与诺基亚。与美国无线通信巨头高通相比，华为的收入与研发投入体量同样领先。在过去十年内，华为在研发领域累计投入超过4800亿人民币(约730亿美元)，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8万份专利（超过90%是发明专利）。在5G的标准制定上，华为也开始崭露头角，中国在全球通信领域话语权逐渐提高。
5、城镇化率升至60.6%，空间依然巨大，进入城市群都市圈发展阶段，住房制度改革待破题
2019年城镇化率达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较高收入经济体的81.3%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过去四十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快速增至8.5亿，净增加6.8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60.6%，提高43个百分点，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成就了过去中国重化工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消费升级等的飞速发展。
当前中国60.6%的城镇化率稍高于55.3%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3%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65.2%，中国城镇化还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房地产业发展还有很大潜力，而住房制度改革长效机制推出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9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8%，比上年末提高1.01个百分点。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80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全覆盖仍需进一步推进。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分别约为26.1%、27.6%和46.3%，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大幅高于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7.1%，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还将持续。
未来二十多年中国将新增约1.9亿城镇人口，主要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虽仍处于快速发展期但速度逐渐放缓。
根据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发展展望2018》，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6%，2050年达约80%。结合我们根据当前生育趋势对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测，中国城镇人口峰值将在2042年左右达到约10.4亿人的峰值，将比2019年再增加1.9亿，其中80%将集聚在19大城市群，其中多数又将集聚在大都市圈。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正式开启都市圈建设时代。新增城镇人口将带来基础设施、地产、新零售、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广泛需求，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
6、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但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
“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稳固。去产能方面，2019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较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及煤炭开采洗选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80%和70.6%，分别比2018年提高2和0个百分点，均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去库存方面，2019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49821万平方米，较去年减少2593万平方米，相当于2013年末的水平。
待售面积同比从2015年初的24.4%迅速下降至2019年-4.9%。去杠杆方面，宏观杠杆率稳定，微观杠杆率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2019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6%，比上年末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比上年降低0.7个百分点。降成本方面，2019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较2018年增加1万亿元。补短板方面，薄弱环节投资较快增长。2019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教育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分别比上年增长37.2%和17.7%，增速分别快于全部投资31.8和12.3个百分点。
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产业链水平逐渐提升，经济循环逐渐改善。1）新注册企业数持续上升。2019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377万户，较上年增加228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2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1.2亿户。2）金融服务实体能力提高。2019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151.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5%。2019年8月LPR改革至今，1年期、5年期LPR报价分别累计下调26BP、10BP。2019年末一般贷款利率5.74%，较9月末下行22BP，下行幅度超过同期LPR调降幅度，全年下降30BP，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利率传导渠道效率提高。
7、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房地产支撑，制造业投资大幅下滑，基建投资整体低迷
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同比增长5.1%，较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分别增长4.1%、9.5%和5.6%，东北地区投资下降3.0%，中西部持续接纳东部转移产业。分行业看，房地产投资是主要支撑但总体放缓、制造业投资整体低迷，基建投资反弹乏力。2019年房地产投资同比9.9%，较2018年回升0.4个百分点，是投资最主要的支撑力量，但年内增速持续放缓；基建（含水电燃气）投资同比3.3%，较2018年提高1.7个百分点，但仍处于低位；制造业投资同比3.1%，较2018年下滑6.4个百分点。同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4.7%，较2018年下滑4.0个百分点。
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短板领域投资加强。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同比17.7％，较2018年提高1.6个百分点，占制造业投资比重超过20％。道路运输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等短板领域投资得到加强，投资同比分别为9.0％、37.2％和17.4％。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行，主要源于：
1）419政治局会议强调“房住不炒”，房地产融资全面收紧、销售降温、土地购置大幅负增长，房地产投资持续缓慢下滑。
2）2019年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和减税降费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同时严控地方隐性债务，基建投资发力空间有限。
3）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贸易摩擦促使出口低迷，内外需均疲软导致PPI通缩、企业盈利下行，制造业投资持续低迷。疫情后逆周期调节加强和中美贸易摩擦暂缓将支撑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一是专项债提前下达，基建发力托底经济。2月11日财政部第二次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48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5580亿元，专项债务2900亿元，已达到法定授权范围的上限。
同时，各地重大项目陆续复工，有望在二季度集中释放。二是中美贸易摩擦暂缓和海外经济有所好转利好出口和制造业投资，同时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打造先进制造集群，有利于制造业投资在低位企稳。
8、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多重措施成效显著
精准脱贫年度任务全面完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减少110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0.6%，下降1.1个百分点。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数据，2019年全国共排查出520多万人未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目前已解决500万人。
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通过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各部门出台深化改革举措和地方进行制度改革等措施，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部门防风险、稳金融、稳预期的能力明显提升。根据BIS数据，自2016年以来中国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在250%左右的水平。2019年M2增长（8.7%）高于名义GDP的增长（7.8%），M2与GDP之比为200.5%，较2018年上升1.8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3万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9、对外开放成果显著，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和全球治理变革，推动多双边贸易合作与谈判。
WTO上诉机制因美国阻挠法官任命在2019年12月11日已经停摆，而中方一直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WTO改革，2019年中国联同其他国家先后向WTO提交《惠及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对促进发展和确保包容的持续重要性》、《共同努力加强世贸组织以促进发展和包容》、《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等WTO改革提案。2019年我国积极推动多双边贸易合作与谈判。
4月，与巴基斯坦结束第二阶段自贸协定谈判并签署《议定书》；8月，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设立，全国范围内新设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11月，与新西兰正式结束自贸协定升级谈判；12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5个成员国整体上结束谈判；开展中韩自贸区服务投资二阶段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与东盟、新加坡、智利的自贸区升级议定书顺利生效。
对外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2019年我国持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3月，新外商投资法通过；6月，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提出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和大力推动经贸谈判5个方面多项重大举措；同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发布，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清单条目自48条缩减至40条，缩减比例16.7%，自2019年7月30日起施行。
7月，国务院金融委宣布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债权市场和银行保险业开放加速。9月，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放开“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许可”等措施，共列入事项131项，相比2018年版负面清单减少事项20项，缩减比例13%。当前我国算数平均关税和加权平均关税分别为7.5%和4%，较2018年总体关税水平（7.8%）有所下行，且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低关税水平”。
10、2019年金融周期顶部， M2和社融增速保持平稳，宏观杠杆趋稳
2019年中国处于金融周期顶部，流动性整体稳健、局部偏紧，货币金融政策以结构性宽松为主，社融和M2增速保持平稳。2019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98.6万亿元，增长8.7%；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多增3.1万亿元；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51.3万亿元，增长10.7%。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93.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4万亿元。2019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但是总体仍保持在250%左右的水平。
截至3季度末，实体经济杠杆率251.2%，较2018年末提高7.5个百分点。其中，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均有提高，3季度末分别为56.3%、155.6%和39.2%，较2018年末分别提高3.1、2.1和2.3个百分点。受金融监管趋严，资管新规、MPA考核、包商银行被接管等影响，表外不断收缩，民企融资难贵问题凸显。
11、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民生、社保、教育、文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民生、科技、资源、环境等取得全面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实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快于人均GDP增速5.7%，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2019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581万、874万、1245万和12769万人。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91.7万人，在学研究生286.4万人，毕业生64.0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914.9万人，在校生3031.5万人，毕业生758.5万人。
2019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4.8%，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9.5%，提高0.7个百分点。
12、2020：经济下行压力大，以改革的方式稳增长
1）总的判断，2020年经济再下台阶，步入“5”时代。新冠疫情主要冲击一季度经济，预计二月份GDP负增长，一季度GDP增速4%。从节奏看，2020年整体延续下行趋势，预计4个季度的GDP增速4%、6%、5.8%和5.6%，全年5.4%。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大于非典，返城复工明显推迟。
从周期角度看，经济有自身运行规律，当前处于：世界经济周期见顶回落、库存周期和产能新周期筑底、房地产调控周期尾声。
2）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当前疫情正在进入下半段，进入下半段以后，重点是兼顾疫情的防控和生产的恢复，纾困企业。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财政优于货币，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宽信用，长期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释放微观主体活力，重振中国经济信心。
财政政策更积极，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万亿。
货币政策进行正常的逆周期调节，不大水漫灌，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改革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的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消除所有制歧视，纠偏房地产融资过紧，对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给予重点保障，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开年后流动性宽松，但在疫情冲击短期经济、金融机构向企业放贷意愿低及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流动性缺乏实体资产投向、涌入资本市场，股市“水牛”、债市大涨。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有活力的领域，宽货币无法传导到宽信用，资金空转。
房地产政策保持稳定，中央的定调是“三稳”，不是“三松”也不是“三紧”。老成谋国是时间换空间，既不要刺激，也不要刺破，利用时间窗口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关键是人地挂钩、金融稳定。
供给侧改革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纠偏部分地方部分部门一刀切运动式做法。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政令畅通。供给侧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改革方式需完善，部分领域改革不彻底，需要更好地把握好政策的“度”，防止运动式、一刀切，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执行层面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又红又专。
13、中长期看两大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和人口危机
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美东时间1月15日，中美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分为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物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后条款八个章节；后续将在北京进行第二阶段谈判。但我们切不可盲目乐观，要对未来形势的长期性和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主要围绕经贸领域展开，且关税仍未全部取消。如果未来协议执行层面双方出现重大分歧，不排除协议中止或者终止的可能。中美贸易摩擦已上升到金融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国际舆论战、国际规则战等全方位的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贸易协定并非美方的根本诉求，美方试图通过贸易战收取关税利益并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创新活力，通过金融战获得更多打击中国经济的手段，通过地缘战搞乱中国及周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舆论战混淆是非欺骗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最本质的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这就是美方的底牌。
我们认为，中国应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和决心，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不仅是中美贸易摩擦外部形势倒逼所致，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自身的需要。同时，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开放，建立公平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对外资开放的同时对民企开放，消除所有的所有制歧视，提振各类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最大的改革是开放，开放促进竞争，竞争提升效率。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老龄化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但临近峰值，人口危机渐行渐近。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
建议：
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14、以七大改革破冰，撕开战线，释放重大信号
近年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在看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向好的同时，也要看到出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挫伤地方积极性、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
建议，当前亟需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撕开几条战线，纵深推进，带活全局。
1）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
2）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3）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问题。
4）经济转型期往往是行业并购的大时代，积极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优胜劣汰，行业自身化解风险，激发资本市场活力，给予融资、监管、税收等支持。
5）提高风险投资机构地位，做好便利注册、税收支持等制度安排。
6）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7）积极扩大汽车、金融、电力、电信、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继续降低关税税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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