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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美国此次疫情中看似以“大局观为重”，实则“视人命为数字”的游戏，其实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措施，美国确诊人数已有所趋缓。

   但在疫苗问世之前，继续隔离是最好的办法，否则恐引起再度爆发。

   截止4月29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100万人，近6万人死亡。

   然而，近日特朗普却宣布，美国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他要以“大爆炸”的方式重启美国经济，5月1日前美国各州将分三个阶段复工。

   其实特朗普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连美国是否出现高峰期都无法确认，遑论渡过疫情高峰。他只是发疯似地想复工。

   因为美国因疫情影响新增失业人数已累计突破2600万了，这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惨况。

   要知道，就算是2008年金融危机大爆发，美国的失业人数也才860万。  

   特朗普快要扛不住了，一旦企业破产，贸易量下降失业率激增，然后经济大衰退，一连串的链式断裂恐怕会让他连任目标化为泡影。

   渴望复苏经济的特朗普干脆直白地说：

   每年车祸导致死亡的人数比因流感死亡的人数多得多，我们有要求汽车制造商停工吗？经济陷入萧条，会有数以千计的人自杀，你会失去更多的生命。

   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把谎言合理化一向是利己主义者的本质。

   像这样看似以“大局观为重”，实则“视人命为数字”的游戏，在美国其实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就曾为了社会和经济问题，倡导过一起泯灭人性的运动。

一

   20世纪初，美国以科学的名义，发起过一场“优生”运动。
   “优生”（eugenic）概念原本是由英国人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提出来的，意为“基因良好”。

   他在读了堂兄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得出“卓越的智力和能力有20％的几率被继承”的结论。

   所以他创造了“优生”一词，鼓励有才华的、成功的人结为夫妇并多生孩子来改善社会素质。

   但这个理论后来被引入美国，很快就蒙上了阴影。

   当时恰好遗传学家格雷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发现了植物某些特征的遗传模式，比如豌豆、玉米的颜色大小。

   于是一波倡导优生的狂热人士认为，既然农民可以通过选育来改良植物，人类也一样可以通过选育来改良种族的智力和特征。

   其中，有一个名叫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生物学家，为此特地在1910年成立了一个叫“优生学”的档案室（ERO）。

   他认为，造成贫穷的原因很多，比如父亲死亡，母亲和子女失去了生计，或是家庭突如其来的意外，耗尽积蓄。

   但若拥有好的遗传基因，就能使工作更有效率，赚更多的钱，当面临疾病或意外时也就能降低贫困的风险（这种说法直到1930年代“大萧条”后才被质疑）。

   那什么是“良好基因”呢？

   根据优生论者的说法，如果你不是北欧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那么你就是二等基因。

   就算你是白人，但如果患有癫痫病、精神病，或是非婚生子、失业、酒鬼、妓女的话，抱歉，这表明你对国家基因纯度构成了威胁。

   而“劣质基因”呢，当然是穷人。贫穷意味着工作无效率，就是心智缺陷的层面之一。

   听起来毫无根据，但当时美国的很多教育、政治以及商业领域最聪明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事实。

   因为工业发展为美国带来繁荣光景的同时，城市所滋生的就业率、工作效率、犯罪率等问题与挑战日益纷杂，资本家迫切希望消除社会弊端，提升生产效率。

   所以，骄傲自满的白人构思并促进了这个“清除劣质基因”的计划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群对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一知半解的人得出了一个伪科学的结论：社会弊端，都是由劣种基因的传播造成的。

   这些劣质基因占用了社会资源，阻碍了经济发展，国家有责任制止它们。

   借着“优生学”粗暴简单的主张——切断这些劣种基因的遗传源头，一场被包装成“为了国家，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优生运动，旋即在美国展开。

二

   如何切断劣质基因的源头？首先要做的就是绝育。

   亚当·科恩的著作《低能儿》（Imbeciles: The Supreme Court, American Eugenics, and the Sterilization of Carrie Buck），就详细地记述了弗吉尼亚州第一位被强制绝育的女子巴克。

   嘉莉·巴克（Carrie Buck）的母亲艾玛是个单亲妈妈，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

   但她在街上被以“流浪和卖淫”的名义逮捕了，医师给她检查时，草草地将她归为“心智缺陷”，直接送进隔离所，此生再也没离开过。

   年幼的女儿巴克，在寄养家庭被养母的侄子性侵怀孕了。

   养母为了解决这个烫手山芋，将她送到判决她母亲的同一名法官面前，称巴克心智不全，和她母亲一样是个弱智。

   为了证明真实性，养父母列举了很多巴克“愚笨”的状况：难以捉摸的脾气、冲动、有精神病、淫荡。

   法官对巴克进行智商测试（当今仍在使用的IQ测试就是起源于优生学）——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发展之一，因为只要智商测试略低于平均水平都被视为弱智。

   这个测试在当时就像旋转门一样，把各式各样的人都扫进了隔离所——妓女、孤儿、游民、罪犯、抑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诵读困难者、女性主义者、不服管教的青少年等等。

   简而言之，任何人只要有行为、欲望、选择或外观超出一般人可接受的范围都算在内，被归为“弱智”。

   在统治阶级眼里，这些属于“已经腐败”的人，不得繁殖。 

   经过测试，他们发现巴克的等级为中度痴愚，这在智力测评中是较高的智力水平，比“白痴”和“低能儿”等级要高，仅次于“正常人”。

   但这种人恰恰最危险：他们的智商足够掩人耳目，隐藏自己的缺陷，与正常人结合。

   再者，巴克在青少年时就未婚先孕，这代表她情欲旺盛，又好生养，“生育能力异于常人”，这些特征常见于智力缺陷者。

   另外，她的母亲以及女儿也都被认为有缺陷（尽管她的女儿尚在襁褓中，未经过任何测试）。

   这一切都成为巴克身上的缺陷可遗传的铁证。

   巴克就像一个行走的子宫，又像一个装满了劣质基因的毒药罐，一招不慎就会污染了正常人纯正的血统。

   法官于是以“有其母必有其女”的理由判定巴克属于“心智缺陷”，和她的母亲一样，她被送进隔离所。

   道德界限在这场傲慢与偏见中模糊了。

   为了消除“劣质基因”，一位从未见过巴克的专家出庭作证，公证声明她“一生道德败坏，卖淫为生，满嘴谎话”，属于“懒惰、无知、卑微、反社会的南方贫穷白人”。

   最后，美国最高法院以8∶1的优势支持对巴克强制绝育。

   大法官福尔摩斯说，“三代低能儿足够了”。

   为了保护“美国种族”的“纯洁”，他们对收容所的“残障人士”强制绝育，就像给宠物猫绝育一样，回归社会后终生无法生育。

   20世纪，美国有32个州通过了优生绝育法案，导致6、7万人被强制绝育。

 

   令人咋舌的是，文明在进步，法案却从未尘封，据美国调查报告中心揭露，2006至2010年间，至少有148名女囚犯未经许可被强制绝育。

三

   除了强制绝育，美国这段历史最黑暗的部分，是对收容所里的孩子非人的虐待。

   通过智力测试，寄养家庭或是贫困家庭的儿童，均因智力测试低于平均水平，被当成“低能儿”送进了收容所。

   更夸张的是，为了保证“基因纯洁”，学校会定期对孩子进行智商测试，被归类为弱智的孩子也被送进收容所。

   从1900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建设这样的收容机构，仅84所机构就收容了15万名儿童。

   官方也承认，为了确保收容所正常运作，他们至少要确保30％的孩子智力正常或接近正常。

   白天，这些孩子是无酬的园丁、厨师或设备维修工，晚上，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就对他们虐待甚至性侵。
   他们被要求围成一圈，按字母顺序排开。

   被叫到的人要脱下裤子，工作人员让他们转过身，用树枝抽打他们的屁股直至泛红渗血，这种游戏被称为“红樱桃节”。

   然而像这样的虐待，只是收容所里的冰山一角。对孩子的人体实验才是人间炼狱。

   一项名为“科学俱乐部”的营养研究小组，用19名弱智少年做实验，每天往他们的牛奶里添加放射性燕麦片，目的是研究“钙代谢”。

   另一组研究者，则将镭棒插入孩子的鼻子，以测量放射性元素对健康的影响。

   收容所里的孩子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故意暴露在辐射下。

   还有，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儿童则反复接受电击疗法或每天两次服用LSD（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可作化学武器使用）。

   纽约史坦顿岛甚至有弱智儿童被喂养了肝炎病患者的粪便，因此感染了病毒性肝炎，其研究目的是帮助发现疫苗。

   1908年，10名儿童被研究人员用结核菌素感染了，最终导致一些儿童永久失明，剩下的则留下永久性伤口发炎。

   还有很大一部分孩子被阉割了，目的是阻止其繁殖。

   在这一场场令人发指的实验中，孩子们只是“使用的材料”。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致命实验的受试者。

   而医生对这些被感染疾病的孩子，没有提供治疗，医生只想观察并记录病情。

   许多孩子在痛苦中慢慢死去，最后被埋在了乱葬岗。

   然而，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实验，却被赋予最崇尚的科学和医学的名义。

   那些以“经济”“保证美国在世界地位”为重的政府和财团，不但赞同，甚至还为各种医学研究提供资金。

   这场“优生”运动没有悲悯，只有无情和利益最大化。

   面对无辜的孩子，一名研究人员甚至说，这些都是“优质的实验材料……比黑猩猩便宜得多”。

四

   美国的“优生”伪科学运动，最终因促成纳粹德国大屠杀而臭名昭著。

   刚开始时，希特勒只利用“优生”对德国公民实行绝育手术，这是通往大屠杀的第一步。

   在二战前的6年 ，至少有40万德国人因患有精神疾病、癫痫症，“笨拙”或身体畸形等遗传状况被强制绝育。

   到了1930年代末，优生计划升级到对患有精神和身体疾病的所有德国人用毒气或致死性注射安乐死，最终导致数百万人丧生。

   除了弱智群体，纳粹德国还疯狂地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吉普赛人，以及同性恋者。

   至于人体实验更是灭绝人性，譬如当医生想完成骨骼收藏时，就选择了100多名健康的犹太人，给他们拍照、测量然后残忍地杀害他们。

   美国原本对德国生的这一切还表示赞誉，直到到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终于与德国保持距离，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公众也站出来开始反对“优生”。

   特别是“大萧条”过后，当贫穷和其他社会弊病也在优秀的家庭出现时，人们才意识到，所谓的“优生”教条原来如此空洞。

   优生学档案室（ERO）终于因为其伪科学的目标和方法遭到批评，于1939年12月关闭。

   这场以消除贫困和劣质基因为名、轰轰烈烈几十年的“优生”运动，终于因其丑陋不堪而被迫落下帷幕。

   然而可悲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与人性背道而驰的科学实验。

   或许他们会认为：“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如今，疫情在全球肆虐，面对每天以万为单位上涨的确诊数据，特朗普却为了自己的总统连任以及美国经济，忽视个体生命，坚持要复工。

   100年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弥漫在西方国家上空“经济至上、人命至贱”的傲慢与偏见世界观，再一次考验着美国人。

   这样的世界观横行了百年，它一次又一次地为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实施最不道德的行为提供了便利。

   时代是进步了，但当谎言再次披上“大局为重”的华丽外衣时，美国人民是否能勇敢地将它戳破？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美国能与世界一同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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