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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全国至少有154413家公司注销——从企业的死亡看风险管理

作者：Mr.LiuStu 来源：「我们」® 商会发布时间：20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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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没了，不用回来了。”网上的段子，正在成为现实。疫情除了危害民众健康之外，更是给企业带来生死考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54413家公司注销。

每一家注销企业的背后，是若干员工的失业，是众多家庭的难关，这一刻，我们深切体会到企业与国家、个人命运的紧密相连。今天，我们想跳出当下，以更广的视角审视企业的死亡。所谓不知死焉知生，只有认清企业的死法，才能摆脱危机置之死地而后生。

企业的死亡原因，或为天灾，或为人祸，或二者皆具。对于企业而言，天灾是市场的周期与企业的外部环境剧烈变化，来不及或者无法同步调整后的现象；人祸则是内耗与混乱的组织现象。先说天灾，又可分为自然灾害、社会变革、技术革命与商业周期。

企业的灭顶之灾

重大疫情以及地震、海啸、水患、火灾等都可归为自然灾害，这些事件往往导致一些企业的灭顶之灾。

再比如说911事件，恐怖组织当时训练了大约18个人，这18个人就是学习死亡，学习飞机直旋起飞和撞楼，一共花的成本不到24万美元。这些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全都守口如瓶。这些人撞了纽约大楼，直接伤亡了3500人，直接和间接损失达上万亿美元。结果，很多保险公司也就破产了。做生意要研究合同，合同里经常写不可抗力，不认真研究了解不可抗力，打官司时就没法打赢。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很快宣布因疫情防控不能履行合同属于不可抗力。这样一定性，所有的纠纷都好处理了，双方把合同给找出来，凡构成不可抗力就可以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谈起企业的死亡，我们不禁想起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企业的寿命。举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日本中小企业平均寿命12年，大企业平均寿命58年。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日本超过100年历史的企业5万多家，中国超过100年历史的企业10多家”。每个人对这组数据都有自己的解读，但大多数人会忽视一点，一百年里日本社会只有一个玩法，他们的企业家就研究制度变革之外的事情就好了。而中国近百年来，从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再到改革开放，至少选择了四五次社会变革，每选一次就有一批企业死掉（当然也有一批企业新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里，国家各领域的制度变革更是频繁发生，对于中国不同行业的企业来说，这些变革有时利好有时利坏，企业怎么能在制度变革当中找到持续活下来的空间？这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是特别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许多中国的企业非常会算财务成本和机会成本，但对制度成本往往忽略。有一些成本是钱摆不平的，而正是这些成本可能就会让我们的企业死掉。近年来，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纷纷由法律或风控人员成立政策研究部门，跟踪、研判政策内涵，预测政策走向，甚至影响政策制定，其目的正是为了防控制度变革带来的不可控风险。

天灾的第三种情形是技术革命。从机械自动化的工业1.0时代，到电气自动化的工业2.0时代，再到电子信息化的工业3.0时代，直至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融合的智能化的工业4.0时代，无数优秀企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德鲁克先生明确地告诉我们：企业就是创造顾客；企业只有两个功能——营销和创新。许多中国企业一直在谈创新，可如果我们不重视知识产权，则投入巨资进行研发犹如“盲人骑瞎马”，面对全方位竞争又有如不设防的城池，这种“创新”就只是一句空话。

天灾还包括商业周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增长方式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一个国家可以享受好几年令人兴奋的经济夸张和繁荣，以及股市和楼市的快速增长。随时而来的非理性繁荣可能导致非理性的悲观情绪，以2007至2009年为例，金融机构停滞了以优惠条件继续发放房贷和车贷，银行还收紧了其他商业贷款，支出减少，其结果是国民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利润和实际收入减少。最后，经济衰退逐渐落至谷底，然后便开始复苏，复苏有可能恢复不到原先的经济状况，也有可能强劲得足以启动下一轮的经济扩张。研究近70年来中国商业周期和制度周期的互相影响，对于企业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大而言之，有个很有意思的规律。整体上社会经济、财富快速增加之后，政策偏左；然后经济不好的时候就放松，政策偏右。目前，政府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塑造新型政商关系并拓展企业融资渠道，这些都是好的趋势。但同时我们去看很多法律法规，依然会严格约束企业不能完全毫无顾忌地赚钱。不太准确地讲，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用文件来管市场经济。所以如果企业想茁壮成长，既要熟悉这些法律，又要懂文件、讲话，不关注这些就容易出现问题。

内耗与混乱管理的表现

说完天灾，再谈人祸。

任何一个商业组织，存在的基础有两个：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精神基础是指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以及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历久弥坚的企业,都秉持着向善、向上的价值观念；物质基础，不是说有多少资产，而是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份事业目标，比如做好一款产品，服务好一群客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无论是精神基础，还是物质基础，都需要通过一系列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监督和改进加以保护。卓有成效的企业管理需要正视人性，我们讨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没有意义，讨论人性的边际有意义。如果你鼓励他一点，人会朝着善的方向走多少，如果诱惑大一点，人会朝着恶的方向走多少？

从人性的弱点而来的失败，事后听去都像是童话。正如那个古希腊故事：特洛伊城邦俊美的王子帕里斯出洋远游，某年踏上斯巴达地面，受到老国王热情招待，可是俊美的王子却与美艳的王后海伦成了好事，最终把她诱逃出宫，急急奔向特洛伊。希腊各地的王者以为此事乃奇耻大辱，誓师夺回海伦，云集大军围攻特洛伊城九年而不得下。第十年，得到神启，假装败退，弃下一具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把木马当战利品拖回城内。谁知木马的肚子里藏着十二勇士，待到特洛伊人喝足了欢庆之酒，夜阑人散，十二勇士一涌而出，在城内接应城外的大军。特洛伊人沉在醉乡，毫无战斗力，希腊人一举破城。有人会问：特洛伊人难道就那么傻吗？他们缴获那具战利品木马时，只要打开来看一看，哪至于落得城破受屠呢？但人性的弱点，确实在于事后聪明。事后聪明，表明不知事前防范。

导致“疏于防范”的那些人性的弱点，总结来看，一曰骄矜。骄矜便会轻敌；二曰侥幸。侥幸使人自我安慰，消解风险意识，只偏爱有利于己的因素而排斥一切不利因素，以为可以幸免；三曰无知。因为无知而踏进风险，这种例子无日无之，举不胜举，由此造成的失败，有时颇能引人同情，以致掩盖了冷酷的实质。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自然灾害、制度变革、技术革命、商业周期，还是人性弱点对于企业生存基础的破坏，都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企业必须正视的风险，而企业一切商业的、非商业的风险,最终都将以法律风险的形式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正是为企业构筑最后的防线。

任何一种风险背后都有人的意志

在上述理念指导下，各种风险之间就有了关联性。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来说，首先就是摸清风险分布的问题。在企业内部，风险分布于战略区域、财务区域、运营区域等；在企业外部，风险分布于市场、政策等因素上。这些分布于不同区域的风险，看似孤立地存在着，其实盘根错节，而它们共同地联系着利润，即对企业利润构成威胁性的影响。对企业利润构成威胁力，这就是风险的共性。而每种风险对利润产生威胁力的大小，就是风险度。至此，风险以其对利润的威胁力来衡量，得到了量化，有了一个共同的单位，可以进行比较、相加或相乘。这是在风险的联系中对风险实行综合管理的基础。

事实上，当前全球企业风险管理的共同特征是很明显的。第一是事前防范。过去，因为摸不清风险分布，存在许多盲区，一些风险在无准备状态下突然爆发，让企业束手无策，只好事后修补。但如今有了清晰的风险分布图，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基本上可以窥知，事前防范，包括预备相应的对冲风险的措施、签订转移风险的合同等，就比较容易做了。第二是一揽子管理。新的风险管理思维，把各种风险之间的关联性作细致的分析。在这个分析基础上，采取一揽子应对策略。过去把风险视为各个孤立的存在，只能单策应对，这既不经济，又有可能顾此失彼。第三是量化管理。有了风险度这个关键工具，把风险对利润的威胁力数量化，风险管理变得更精确，企业决策者预期管理策略会达成的效果也更有根据。第四是全面主动管理。在新概念下，风险管理覆盖到一切领域，而它所达成的不仅是识别风险和预防风险，更是对风险的主动管理。其实，现代风险管理诸特征结合在一起，赢来了一种主动性，这是必然之事。如果没有事前防范，没有一揽子举措，没有风险度这个基本工具，风险管理专家们再有神来之灵气，也无法总能做到对风险的主动控制。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在快速发展，但远非完美，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应清醒认识到，风险管理是科学，但非仅是数字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的科学。任何一种风险的背后都有人的意志在起作用。一个模型固然可以把一个涉及上百个未知数的联立方程式做得具有结构之美，但只要风险背后的人稍一动念，这个结构就会东倒西歪，有崩塌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