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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涓判断，“新基建”短期规模有限，但能够带动的建设是非常可观的。从中短期看，“新基建”是促进疫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是重要的非常规的新增长点之一。具体而言，她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在原来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是非常难做到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应用前景，并且很多前景非常有前途。比如，大型设备的远端服务、给企业提供生命周期所需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平台、聚合中小企业闲置的全新生产性服务业平台等。从实施角度，江小涓认为，推进“新基建”政府和企业要有合理的分工，企业先行，如果企业不行，政府再做。政府方面，她建议，首先，政府所属的机构应该多提供一些行业公共产品；其次，政府应该帮助企业来拓展海外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好国际营商环境；再次，政府要为数字服务的落地提供机会。总的来说，江小涓认为，“新基建”或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是应该加快部署，其产业的发展空间前景是很大的，但是怎么部署，谁来做，还是要认真研究，不能政府企业社会盲目的一哄而上。


    任泽平认为，在当前宏观背景下，“新基建”短期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他预测，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任泽平表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不是四万亿重来，而是在新的领域、新的地区、新的方式、新的主体、新的内涵。任泽平建议，应区分“新基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来干，或者政府支持市场企业来干；后者更多的依靠市场和企业来干。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地配合支持，共同发挥作用。最后，他建议，应该尽快形成对新基建的共识，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有准备是机会，没有准备就是风险。

   黄汉权认为，第一，投资对于对冲疫情、恢复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短期可以形成需求，缓解个人消费和出口的大幅下降；中长期有助于形成有效供给和先进生产力；应该要加大力度。第二，在三大主要投资中，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立杆见影的，而且政府能够直接掌控，说干就能干。新老基建要统筹考虑、一体推进、协调发展。虽然当前“新基建”提及较多，但在传统基建中，历史欠账还比较多，需要补短板，例如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等，不能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基建，还要兼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重视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研发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公共平台的建设、人力资本的提升等。


    黄海洲认为，5G和相关的新基建是值得认真投资的，需要有一定前瞻性，能够有长期回报。投资领域可以更为广泛，他建议从两个维度来思考。一是当前在哪些领域相对而言投资不足，可以进一步补短板。二是这个投资既然是政府主导，要考虑公共政策的特点，既要考虑投资本身的回报，也要评估投资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他认为，无论是从满足人民需求的角度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还是从带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角度进行的投资，只要方向正确，有利于未来整个效率的提升，就不必纠结于一些短期考量，投资的步伐可更快些。


   许小林认为，医疗领域应该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医疗投资对吸引社会投资，恢复民众信心，拉动国内需求上有重要作用，医疗行业的投资重点建议放在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尖端医疗装备方面的基础研发和高端医药研发等方面。



   从经济视角判断，刘尚希指认为，当前政府投资的乘数弱、挤出效用高、边际效应低，投资效果不理想。他建议，提升政府投资“有效性”从以下三点基本思路出发，第一，要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公共服务跟着人走，投资跟着公共服务走。第二，要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转向“公共风险最小化”。第三，要从“划政府边界”转向“政府和市场、社会合作”，突破界域思维，以行为为基准来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刘尚希认为，从当前来看，要从“基于物的项目+投资”转向“基于人的项目+消费+投资”。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政府有效投资，应以扩大公共消费为前提。


   纪敏认为，考虑投资作用时，既要考虑需求的情况、投资收益，也要考虑投资的成本和代价，注意平衡其中的关系。当前扩大有效投资，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综合考虑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短期来看，疫情的冲击下需要加大促进量的增长这方面的力度；但疫情终将过去，量这块的力度需要边走边看，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成本和代价也包括体制固化，即增加后续改革难度。比如，在实施新老基建投资时，如果短期内刺激力度过大（当然需要也必须这么做），一些原有的本需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就会更为固化。纪敏表示，短期刺激稳经济与体制改革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寓改革于政策、用改革稳增长，愿望是好的，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平衡好稳增长和促改革、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同时现在不比当年存在普遍瓶颈，当前扩大投资一定要考虑需求约束，否则无法回报投资难以持续。此外，新基建是高技术投资，还要考虑技术约束甚至技术人员的约束。


   金鹏辉围绕“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尽快复苏”提出六点建议。一是中央明确要加快数据中心建设进度，但在能耗方面地方政府受到硬性考核限制，建议将数据中心能耗单列；二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用支线机场发展严重滞后，而航空业相对于公路、铁路而言有占地少的特点，当前应加大投资力度，建议优先考虑加大民用小型支线机场建设力度；三是在稳定房地产经济的前提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减少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抑制地方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内在冲动；四是在稳定外贸外资方面，注重发挥人民币国际化作用，比如支持人民币跨境贸易再融资；五是改革GDP核算方式，可在目前生产法核算基础上，并行支出法核算方式，以更有利于真实核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是在稳投资方面，发挥国企和国资的带头作用，加快推进一批具有显示度的重大新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带动民间投资。此外，针对近两年谈的比较多的“进口替代”，金鹏辉认为，掌握“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不等于要搞“进口替代”战略，分工带来效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应该倡导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全球化，尽可能发展出口导向。


   黄海洲认为，目前最难稳的是信心，要从稳定有效需求着手，进而稳信心、稳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投资非常有必要，但不应停留在对需求端还是供给端的争论上面。如果最终目的是稳信心，那应该及早出手，给市场一个明确的政策预期，这样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比如，支持中小企业贷款、鼓励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等，通过从资本市场得到的回报来补贴对中小企业贷款可能面临的损失。


   方晋建议从以下三个方向扩大投资。一是有明显短板的地方。比如因为信息基础设施的短板、导致贫困农村的很多学生无法保质保量地上网课，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二是因为管制导致没有释放出来的潜在投资需求。比如中国有大约4亿航空旅客，但机场只有六百个左右。三是对于已经看准方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已经被论证的产业、项目，可以加速投资。比如“新基建”中的5G，原计划三、五年布局，可以提前和加速投资。


   戴保民提出三方面建议。第一，坚持国有企业混改，推进理性投资。混改以后，推进国有企业核心员工持股，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第二，补充传统基建短板，加快新型基建投资。一是持续推进补短板，如城市轨道交通；二是持续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重点推进南水北调东线、西线二期工程；三是持续推进生态环保建设，主要包括大气治理、固废处理、污水处理等和土壤修复。第三，调整完善需求结构，提升有效需求，包括：全面放开生育、鼓励创业就业、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宏观税负、精减政府机构等。


   朱恒鹏表示，疫情暴露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长期存在的短板。他通过结构分析，认为民营医院当前占比仍然还很小；总体上医疗资源相对充足，但过度住院现象严重，基层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此次疫情防控战中，基层医疗资源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他建议，一是大力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基层医疗机构，夯实基层卫生服务数量，解决看病就医都往三级医院跑的问题；二是大力发展商业保险，政府保基本、兜底线，通过发展商保给参保者提供医疗服务，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形成数量足够大的、充分竞争的医疗服务体系。


   盛松成表示，疫情之下，投资将会在今年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房地产投资是不可忽略的部分。疫情对房地产及直接相关行业的冲击非常大，既体现在行业投资和销售方面，也体现在就业方面，尤其要注意其中的隐性失业情况。应当在坚持“房住不炒”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避免房企资金链断裂和大规模倒闭。盛松成不主张运用下调首付比例、下调按揭贷款利率等需求端调控政策，因为这会导致房价大幅上涨。他建议应更多运用供给端调控措施，要保持一二线城市土地供给的适当增加。从长远来看，我国城镇化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房地产供给和服务。此外，应重视房地产市场中的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供给差别，商住楼和居民住宅的库存差别等。盛松成对前日刚出台的国务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将在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对具体项目用地和土地规划、使用等的更大审批权限，有利于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价值，有助于重大项目及时落实，有助于城镇化推进和城乡一体化改革。


 
   面对灾害，我们要防止做错什么？李剑阁认为，第一，能力建设与保有成本之间要有权衡。实行大规模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的时候，投资效益的原则也决不能废弃。补短板固然是必要的，但从投资角度讲，也要有一个成本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投资的实际作用、建设与维护的成本负担等问题，不能因此挤占其他必要领域的支出。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不走回头路。每一次灾害发生，计划经济就有回潮的苗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倾向。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后，舆论上又有较多关于强化公有医院、批评前期医疗改革成果的声音，否定“社会办医”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这个倾向是非常危险，容易导致“财政真花钱、基层假干活”。重大灾难之后，我们应该对体制机制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完善，而不能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否则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在下一次危机事件中。第三，新基建要坚持市场导向。要考虑在现有体制下，避免与实际脱节。有些地方将某些“新基建”的项目摊派给基层，如5G基站建设。这样产生不了投资带动效果，还挤占了基层的日常开支，扭曲了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李剑阁认为，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建立良好的国家信誉，体制是健康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次的经济衰退。

   赵燕菁认为，现在最亟需的，是做出一个大判断，我们面对的是正常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还是世界级的经济危机。如果是后者，我们就需要切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体系和行动模式，在危机时刻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危机思维。危机增长最关键的是创造有效需求，所有基建最终都必须建立在需求之上。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最主要的消费品，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当年德国就是依靠这汽车和住房带来的巨大投资和消费需求，率先走出上个世纪三十年的大萧条。住房方面，可以借鉴先租后售模式（1998年房改），让收入最低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租满一定年限后补差价买下房子。这样，既可以避免对现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还可以带动装修和家电的大型耐用消费品行业增长；汽车方面，建议全面取消摇号购车等限制措施，降低汽车购置费。同时对现有道路进行智能化改造，根据车辆对道路资源的使用情况来收费。释放汽车消费的需求，提高道路资产价值，在债务不变的条件下，达到去杠杆的效果。


   刘元春认为，当前需要一个新的宏观调控框架和理论思维，处理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调控问题。第一，在不同阶段，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具有不同性质，政策的把控必须匹配冲击的性质。比如，在疫情全面爆发和全面管控期间，政策要配合物资调配，打好疫情阻击战；疫情好转之后，首先要通过行政推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循环；疫情完全控制之后，市场发挥作用，这时候，疫情带来的供给、需求损失将全面显现，出现萧条期，具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民众信息不够、局部出现供给瓶颈，因此政策上要有针对性的扩张有效需求。当前的重点是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推动复工复产。第二，要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和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精准的政策匹配。然后考虑是否应该加大逆周期调整，是否应该加大稳投资力度，或是是否应该加大“新基建”为先锋的投资扩张政策，最后才会延续到发展“新基建”该把握什么度，用什么范围，谁做主题等问题。


   任春生表示，此次疫情导致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中断，不同于以往经济循环和结构性恶化，治急病和治顽症方法不同，中国这几年降杠杆成效显著，情况也不同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他建议当前的宏观政策，一是补缺口，保必需品、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二是在疫情可控的条件下加快复工复产，激活企业自我修复；三是加强投资，新旧基建结合，在发展“新基建”的同时，补足传统基建短板。生产和投资是保就业、拉消费的基础。任春生认为，在外部疫情控制错后、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下，外需明显减弱，生产和投资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更加关注在实现可自我循环、自我消化的领域，二是在引领未来长期发展进可攻、退可守的基础性、依托性项目和必需品上，防止形成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在金融支持上，实体经济需要的资金形式是多样的，财政资金在数量和方式上都无法满足，产业投资更多地需要社会和金融资金参与，保险投资应创新投资品种和管理模式，更好对接实体经济多样性合理需求。


   陈晓升认为，疫情的冲击有四个阶段，一是国内经济活动暂停，二是国内经济重启成本，三是全球经济活动暂停，四是经济活动在按下“暂停键”后，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从而引发全球金融信用风险，继而导致金融危机。目前，我国主要是应对第一、二阶段的冲击，对于第三阶段，还没有过多的动作。但如果现在不就第四阶段的冲击构建应对政策框架，后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他认为货币政策只解决流动性问题，但全球政府财政资源很难拿出和2008年中国四万亿相匹配的财政支持力度来应对疫情的冲击。此外他还肯定了南京等地发放消费券的刺激消费方式。


   邢自强表示，不能将危机应对政策和改革对立或混为一谈。危机应对的宏观政策，讲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时，准、狠、快。“新基建”投资占整体基建投资的8%左右，难以成为应对疫情冲击的主要抓手。改革措施方面，几个重点城市群的土地使用改革、资源配置、以及下一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提升长期生产率等都是大方向。从应对政策角度，参考全球各国目前推出的一揽子方案，总方向是纾困，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国有资源的钱（水电、租金、出行费用），为企业和个人在停摆期间的损失部分买单。我国发行特别国债，可以兼具长期投资和短期纾困，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外，剩余部分可用于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纾困，具体措施为退税、免租、免息、免社保缴费、发消费券。


   汪其昌认为，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在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领域；要改革政府部门绩效考核内容和方式，保护公司和私人创业的积极性；此外新经济新产业呼唤新的规则体系变革，新经济新产业更多依靠消耗人的智力资源、知识和数据信息等抽象生产要素，由此需要新的与之匹配的金融、法律、行政管理、政府服务等规则体系变革。

   罗茁认为，创投行业受疫情的影响非常大，募资难等问题加重。他从行业的角度建议监管层重视并帮助解决募资难和流动性的问题，希望创业板注册制能尽快实施，吸引社会资本敢于投资高科技企业。同时希望政府对创投行业减负松绑，减少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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