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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远非完美,这是不争的事实。
某些西方国家抱怨,WTO的裁决超越授权,干预其国内政策,越位了。众多农产品出口国认为,发达经济体对农业的持续高额补贴严重扭曲了国际大宗农产品市场的供需关系,使得其赖以为生的农业不仅出口市场被严重压缩,无利可图,而且国内产业的根基受到大量进口农产品直接冲击而濒临崩溃。
逆全球化的拥趸们一次又一次对经济全球化发出质疑。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后,多国采取的限制人员流动措施和跨国经贸合作的放缓似乎也佐证了全球化的巨大破坏力,不仅影响灾害发生国,而且对其他国家造成衍生伤害。
然而,经济全球化就会由此掉头逆转吗?
答案恐怕不那么简单。
首先,面对层出不穷的质疑与挑战,三种力量仍将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其一,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
尽管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市场通过竞争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却是公认的事实。一般而言,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助于打破供需关系中供给方的垄断地位,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提供相似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需要改善质量,增加消费者的满足感,形成自身品牌。
市场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模式的主流,除了对有关国家安全的少数领域施加限制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又或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更强的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更高,也更有可能在产业升级发展中走在前面。伴随可参与市场竞争主体范围的扩大,市场经济的优势也更为突出,这也成为推动经济体更为开放的重要动力。
通过加征关税强行干预或减弱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中作用的发挥,势必减少消费者的选择空间,降低生产者的全球协同能力。其结果无非是二选一:或者以更高的成本维系原有的供需关系,或者以相似的成本享受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选择,都有损社会福利。
在当前和今后,没有迹象表明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逆全球化缺乏经济运行模式的支持。
其二,多数经济体受益于国际经贸合作,并愿意继续这样下去。
大多数经济体在某些资源或产业领域具备比较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发挥自身优势,以商业活动进行交换,进口所需商品或服务,从而使得各方都有可能满足更多的生产或生活需求。
数百年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改变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使其得以减少发展的机会成本,有时间和空间创造更高价值。这也是从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创建之初的23个成员,不断扩充到2020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WTO)》164个成员的重要原因。各方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受益,并通过协商建立起共同遵守的规则,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
诚然,WTO多哈回合谈判经年未果,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制又暂时停摆,但各成员并未脱离这一多边机制。美国即便牢骚满腹也仍留其中且积极运用各项规则争取国际经贸合作利益。有规则和秩序的体系是国际经贸活动的保障和约束力量,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的重要动力。
其三,技术进步和扩散的单向进程为创新引领者带来更高利润率。
物流冷链运输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奠定基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促成了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
跨国公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跨国网络布局将外部市场内部化,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
以5G为代表的高速无线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机器人等各项技术的出现迅速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组织模式。
技术领先企业获得更强的发展能力,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市场,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技术进步为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成为规模经济效益递减困境下的新增长模式。
在没有出现对人类文明造成威胁灾难的情况下,技术进步进程是单向的。技术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撑手段,也是其推动力量。技术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市场,即便某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禁止领先技术的跨国应用,缺乏可持续的投资回报反过来也会大大减缓其技术研发的意愿与能力。中长期来看,技术封锁难以阻碍或逆转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近年来,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升温。但与其否定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不如采取实际行动,应对当前全球化中因缺乏必要关注或制度约束而形成的规则缺失、陈旧,贫富分化快速加剧,以及跨国经贸风险快速传导等挑战。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WTO成员已提出方案建议,推动WTO改革,同时继续在WTO框架下探索对于新的国际经贸活动、新的行业领域予以规范的新规则。
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全球化遭遇新的压力,一些国家采取了对于人员入境的管控措施,直接影响了以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为主的服务贸易模式。
然而,此类举措对于全球化的影响是暂时的,多数国家的政策参考依据还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以及疫情发展的进程,相应进行动态评估并调整政策举措。
中国的全球影响日益广泛,除了工业制成品出口,在大宗商品进口、服务贸易、全球投资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当前各国通过国际协同各自获得巨大利益的情况下,将中国隔离越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发凸显,恢复的成本也就越高。因此,与中国协同尽快控制疫情,减少全球市场资源配置阻碍,各国与中国有着同样迫切的需求。
伴随着中国全国范围内新冠肺炎发病数字的减少,疫情形势趋于好转。在可以期待的后疫情期,在各方的协同和对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进入新的、更好的阶段。
——数字经济将迎来更为蓬勃的发展期。
在2019年G20、APEC等国际重要治理平台将数字经济作为重要主题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不仅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也开始逐渐形成新的规则和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期间,传统的线下经济模式受到严重制约,而以线上交易为主的数字经济却获得蓬勃发展。甚至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工的初期,探寻新的线上交易模式也成为热点。根据淘宝统计,2020年2月份第二周的新开店铺增加了22%。
传统产业的国际产业链协同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严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向数字经济的加快转型与对接的进程可能进一步加快,有望成为后疫情期经济全球化新的、重要模式。如能通过国际协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减少阻碍,将为各参与方提供广阔和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基于共同理念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将加快推进。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并非全球一统,按照同样的模式和进度推进。各经济体发展意愿、资源禀赋要素的差异决定了单一的经济治理和发展模式可能难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在中短期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方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尊重和倡导自由贸易的经济体仍可能共同努力推进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化,为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合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对接发展战略,促进产业合作,为创新发展创造条件。
伴随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将得以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是各方充分沟通、磨合,探索可行规则和路径的过程,从而可能减少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大国制订规则,余者各方依规而行”所产生的问题,减少不公平。
——技术加持将增强预警能力,缩短风险处置进程。
在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确实可能造成风险的快速扩散,但并非没有解决办法。后疫情期的经济全球化可能伴随着与技术进步和发展的更好结合,从而降低各种内外部风险发生的概率或造成的损失。
对于历史数据的深度学习可以找出重大风险发生的可能条件,结合对相关参数的实时采集所建立的监测预警体系则有可能更好地对风险进行预测,为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创造条件。
即便未能提前预知的风险冲击出现,通过高速无线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共同干预,也可以将相关信息快速传达至风险冲击的周边节点并采取控制行动,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次生风险损失,为限制风险扩散赢得时间。对要素跨境流动的状态予以动态掌握,可以减少具备破坏性或非法的跨境经贸合作,进而减少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扩散隐忧。
展望未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因为某些国家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而掉头逆行,也很难因为一场疫情而长期暂停。
面对未来,选择协同而非自利和对抗,鼓励创新而有规则,通过沟通,以积极的态度不断改进和发展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将会为参与方提供更好的全球化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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